戏曲艺术历来信奉“高台教化”，但又十分讲究“寓教于乐”。前者是其宗旨之一，后者则是实现宗旨的重要手段，两者相辅相成，终成大气候，创造出一朵朵富有中国特色的戏曲之花。也不知从何时起，论宗旨的多了，谈手段的少了，久而久之，即使一些“行家里手”，对宗旨也是念念有词，至于手段嘛，对不起，则忘得差不多了。“意在笔先”，提起笔，意中似乎处处皆有“雷池”，如何下笔，如何奔驰，如何想象？“天堑变通途”是有条件的。过河要有桥或船，至少也要摸着石头才能过。繁荣戏曲艺术也是如此，既要论宗旨，注重“教化”，也要讲手段，“寓乐”于内，这才是正理，所谓“全面”者也！忽略任何一方，只能是“铁拐李”，有损整体形象。

　　就近日看的两出戏为例，内容是很不错的，主题鲜明，贴近生活，教育意义很强，就是太严肃，太沉重，板着面孔训人，势必造成“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观众是不吃这一套的。演员演戏，是工作，也是为了生计；观众看戏，是休闲，也是为了欣赏。演员谈“教化”，观众则谈“娱乐”。向观众“教化”，首先得引进观众来看戏，在看戏中感受“教化”。观众不来看戏，你如何“教化”于他？

　　戏曲工作者就其整体来讲，注重“教化”是有传统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马连良挑的班就叫“扶风社”，叶盛兰组的班也叫“育化社”，周信芳领衔的班社干脆就叫“移风社”。严凤英和王少舫解放之初在安庆“打擂台”，一个叫“胜利”一个叫“民众”，如此等等，含意尽在其中。这些戏曲名家都懂得：“寓乐”是便于观众接受“教化”，从而把“主题埋得深深的”，不露痕迹，更不会直白说教，处处以“教育者”自居。遗憾的是有些明白人往往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