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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译解(七)
2013-06-10 17:56:29 来源: 作者: 【 】 浏览:233次 评论:0
    【原文】阮文达亦作旧体者,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此事,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此盖通人达识,能审时宜,辨轻重也;惜见碑犹少,未暇发■,尤土鼓蒉桴,椎轮大辂,仅能伐木开道,作之先声而已。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彩,摹榻以广其流传。若平津孙氏、侯官林氏、偃师武氏、青浦王氏,皆辑成巨帙,遍布海内。其余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书,殆难悉数。故今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见碑,亦多《金石萃编》所未见者。出土之日多可证矣。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适乘帖微,入缵大统,亦其宜也。

    【译文】阮元本也是尚帖学的,但他的《南北书派论》一文,却深通于这件事。他已看到了帖学的严重衰败,应当向碑学去取法,认识到了南北朝碑刻值得重视。这多半是因为博学多识的人,能够审度时代的趋势、好尚,区辨出事物的轻与重的缘故。遗憾的是他看到的碑刻还不多,还未能予以发挥,这就好像原始的土鼓土槌和发展出华丽大车来的原始小车,仅仅能算做伐木开道的前驱者罢了。

    碑学的兴盛,一是赶上了帖学的衰微,二是因金石之学大盛的缘故。乾隆、嘉庆朝以后,“小学”特别的兴盛,研究经史的人没有不借用金石来作为考证材料的。专门搜集和著述的人既然多起来,出土的碑刻也自然多起来。于是乎搜罗金石的人遍布于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有的得自于农夫的锄下,有的得自于官衙的厨内,然后洗涤去污垢,使之焕发了本来的光彩,再摹拓出拓本来,以扩大它们的传播。像平津的孙星衍、侯官的林侗、偃师的武亿、青浦的王昶都编辑出了大型的金石书籍,遍布于海内。其它还有《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一类工具书,难以一一列举了。所以现在南北朝的碑刻,往往都是嘉庆、道光朝以后才出土的。就是我现在所能看到的碑刻,也大多数是《金石萃编》所没有载录的,出土的碑刻一天多于一天,可以证实这个问题。出土的碑刻既然这么多,考证工作也就自然兴盛起来,就这样碑学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刚好这时又赶上帖学的衰微,碑学进而登上艺术的主流宝座,也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解读】除了《南北书派论》外,阮元尚有《北碑南帖论》,均为倡导碑学的重要著述。在《南北书派论》中,阮氏探本溯源,于书法的源流述之较详。其将晋、宋、齐、梁、陈各朝书法归为南派;而将赵、燕、魏、齐、周、隋各朝书法归为北派。以为“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而在《北碑南帖论》中,阮氏更进而指出:“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阮氏在其文中于书法流派所作的分划,虽多有不确,但其理论的提出却为晚清的尊碑起到了前驱的作用。

    阮元是清代可称道的书法家,康有为在文中,把阮元的书法风尚归为帖派,实非确论。细察阮氏书法的胎息脉流,帖学之外,实于碑学也求之甚深,其间又尤以《石门铭》、《乙瑛碑》、《天发神谶碑》研习最勤。

    清代雍正、乾隆朝文字狱的残酷,使文人们心无所从,情无所托,只得把精力引向穷乡僻壤,对残石断碣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作为避祸全身之策,此可视为清代金石学繁荣的直接原因。金石学、文字学的繁荣,助长了碑学的兴盛,故此又可视为碑学兴盛的间接原因。

Tags: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 译解 责任编辑: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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