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画，中兴于吴中，我慕文衡山道德文章，笔精墨妙，尤为久矣，息息焉心向往之。直到前几日才有幸夜访金陵，得以客居吴中数日。这里不同于我的家乡浙东的奢靡，又迥别于京城的喧闹。或许，吴中的感受就是那样，斯斯文文，而又实实在在，这让我想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继而又想到了吴中的钟天铎先生来，想到他的书法、他的国画、他的印章，甚至于想起与他的某一席闲谈来。
钟天铎先生生于苏州，少年时即以素描、水彩画见称于吴中。稍长则致力于传统书画，于书、画、篆刻皆有广泛涉及。钟天铎先生的少年时代曾幸运地受到吴中前辈吴琴荪、陈邦福、朱季海、蒋呤秋、朱犀园诸先生的厚爱与指导。长者的倾囊相授，于聪明善学的钟天铎先生而言无疑如鱼得水，使他打实了文学艺术素养的基础，然后上取三代之文，旁涉春秋之字，兼学章草，简帛。再梳理千古，收缩有度，纵横上下，俯拾即是。 从钟天铎先生的书法中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他对汉以前的书法具有广泛和持久的临摹学习，这是他与古为徒的日课，也是他整个书法创作取法高古的现实反映。他临甲骨文、《散氏盘》、《礼器碑》等，拙重中取其巧，故尔古而灵毓，实穆穆然有一股勃勃之意，实属难得。
对古人作品的临摹，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向古人优秀作品学习技法，风格的过程，同时更是一个对艺术的参捂过程，再上升一步，则是以已意通会古人，对同一文字的艺术重构。种天铎先生的临古之作，往往以已意神会古人，不拘泥于点画的外在形似，更注重作品内在的籍蕴之妙，他做的是一“取”一“化”之功，取者，吸纳秦汉石刻与简帛书法中的朴拙、大气。这一点具体表现在他对点画“涩”与“畅”的把握上，钟天铎先生的篆隶书法，一入眼便是古意，这个古意由涩而生，再由生而拙。细细品味，这个涩并不影响他点画间气脉的畅通，这主要是他对点画取势有极为高明的把握，对于笔势的引导与控制，自有其十足功夫。此正其所能“化”也，这个“化”是相当难以处理的问题，因为涩的运用不慎，往往陷入“滞”的处境。“滞”意一生，点画就难以舒展，整件作品厚拙易有，却毫无灵动可言，这样也就失去了艺术作品最关键的生命感。尤其要再指出的是，钟天铎先生行草书的创作既能拙意十足同时又能灵动十足。
清代以来，碑学勃兴。康有为描述为“人人言碑”，其之盛况，传之于今，碑学兴起，是相对帖学而言，从他开始以“学”命名时，前辈学人就在思考贴与碑两者优点的相融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碑帖结合”。从目前学术界的评价来看，沈增植运用转翻之法作书，较好的体现了碑学古质、强劲的特色和帖学遒劲、婀娜的风格。这应该只是碑帖相融的一条较为成功的道路，且在现在看来似有绝响意味，因为能顺其发展并有所成就的书家已难再现。那么，钟天铎先生的行草书创作似乎又给我们打开了另一个思路，而他数十年的实距所得也确实已颇有建树。钟天铎先生的行草，是一种帖学的表现方式，他求气韵，求笔势，求格调。但他在书写的点画，放弃了一味的流畅，而是参用金石笔意，将这种流畅表现得含蓄和沉着，在结体上更注重碑刻篆隶中宏大气局的介入。正因为如此，钟天铎先生的行草作品给人一种相当“另类”的感觉，这种“另类”是融合帖和碑为一体，尤其是在动与静、拙与秀上做了全新的解构。他的作品在形式和风格上应该归于帖学，在书写和质量上则更倾向于碑，所以钟天铎先生行草书法中的动与秀是在点画之内的。林散之公见其作品，笔赞曰：“有境界，有魄力，浑浑瀚瀚，自成丘壑。”这决不是客套的表扬。应该说林公这个评语一方面是对钟天铎先生艺术方向的概括，另一方面也是给钟天铎先生艺术取向与追求立定了极高的要求。数十年后，钟天铎先生的作品已然与林公此语“名实相符”，不仅仅是他个人艺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同时也给后学者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学书之径。或许，当后人在讨论书法碑帖相合问题时，钟天铎先生的努力与实践必将为其研究者所不能忽视。
钟天铎先生又尝受教于唐云先生。关于唐云先生收钟先生为弟子的事情，曾是一段翰墨佳话。英特网上有《唐云收徒记》一文，既能品前辈风流，也叫人羡慕起钟先生的幸运来。唐云先生在1988年曾为钟天铎先生撰写了一篇短文，他在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对这位爱徒的喜爱与嘉许：“（钟天铎）精山水、人物、花鸟诸科，并雅善书法篆刻，尤长于鉴定书画文物。尝从余游，学识日益猛进，有声于海内外。其绘事以写意韵为旨趣，尝博涉诸家，转益多师，于青藤、白阳、八大、大涤子、蒲作英、吴缶庐诸家。画家用力尤勤，能入其堂奥，学而善变，俱能得其精义，机抒自己出。”唐云先生在这里也将钟天铎先生于绘画取法流变一并托出。钟天铎先生通兼山水、人物、花鸟、其师法于徐渭、陈淳、朱耷、石涛、蒲华各家。这些画家的艺术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气象正大，不刻板，注重对笔墨意味的表现和把握，“以写意韵为旨趣”。
钟天铎先生于书画，心仪吾乡先贤徐渭。徐渭尝自许为：书一、诗二、画三。钟先生也自诩为书法最善，画次之。但不少朋友却公推其画为第一，书则次之。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许这与画即可从画面的开、色、构图等再上升到形而上的双重审视决定的，而书法一开始便是一种抽象的解读。这就造成了钟天铎先生书法以拙味示人、未能被常人所识的原因。古人云：其交也难，其次交也久。难交的朋友一旦相交，交情必然是深厚长久的。解读艺术作品也一样，一旦看到钟天铎先生作品朴拙的妙处，将会不禁然地激赏他的“文质彬彬”来。我倒不是认为钟先生的书法比之他的画要高出许多。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通才”式的学习和表现，我更乐意把他的书和画看成是他艺术表现的两种方式。在书与画两种表现的背后，是钟天铎殊路同归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追求。
钟天铎先生的画，山水取法石涛，兼参董其昌，在一片笔墨氤氲之中表现古意，气运神畅，用笔生熟相间，往往有示人一种别样的神采。究其故，则在“画山水不可太熟，熟则少文；不可太生，生则多戾；练熟不生，斯妙矣。”熟后之生，往往最能将文质相合，使作品不入俗格，高于常人之上。钟天铎先生的花鸟取意海派诸家，于徐渭、陈淳至任颐、蒲华诸家颇有所得。他善于大胆泼墨，再施以小心收拾，大气而失雅致。
钟天铎先生的画，其笔墨之精，胆气之大，皆秉于胸中万卷，故而底气足，笔力劲，韵味深。当代人文画被高举之时，却只仅仅在画面上做取乐他人的功夫，少去了绘画作为文人心思的表现与精神外化的关注，从“游于艺”的角度来看，没有文化背景的积淀，其又如何能“游”之于艺呢？
钟天铎先生是个多面手，他书画皆妙，于篆刻亦有相当造诣。其所著《受斋印谱》一卷，收其篆刻作品数十方。风格以秦汉为底，跳出时人窠臼，而别开生面。应该说，钟天铎先生的篆刻也有一种“生”的意味，这种“生”使他不熟，更不俗，但这并不是对技法的不谙，而是他在用刀和结字布局上，往往出人意外，又以奇取胜，又能奇而不怪。唐云先生在世时，于钟天铎先之篆刻也深为嘉许。唐先生自己本身就是印中高手，却多请钟天铎先生为之治印，其晚年常用之“八壶精舍”一印即出于钟先生之铁笔。
唐云先生当年器重钟天铎先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聪慧与好学；另一方面，想来与钟天铎先生对鉴赏收藏颇为心仪有关。我也还记得数月前拜会先生于京城，他讲起与前辈学人之间的收藏趣事，从争买一贴到交流切磋，最终成忘年交的故事，总让人心向往之。让我想象到当年的钟天铎先生，他一定是“入古”已深，在老辈人前尚有一丝轻狂自负，可叹自己没有刘义庆的手笔，写不出他们之间故事的有趣来。我发现钟天铎先生有一点是深受老辈学人影响，那就是对于年轻俊彦无私提携之举。当年唐云先生爱其才，惜其才，重其才，今天的钟天铎先生亦复如此。而这，在当下物欲弥漫的社会中，实在是难得的古风。这个古风在其人，也在其意，林散之公当年的评语竟成了对他的一个最好注释。
与钟天铎先生对坐品茗，闲聊世事，是一种享受。他会从讲老辈轶事开始，讲艺林典故，讲收藏趣事。论书法，他会与你讨论甲骨、金文，讨论颜真卿书法的体格与雄可。谈绘画，他能从八大、表藤一脉而下，滔滔不绝，给人颇多启发。说印章，他会说起董小池的彦隽、胡鼻山的质朴，说到那西湖边以书画相娱的六舟和尚。谈论若干，钟天铎先生又会拿出一些他的收藏，让人一饱眼神。徐渭的对联、宋克的手卷、八大的扇面、何绍基的册页，一件件都是他收藏数十年来的淘炼之物，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皆让人歆羡。这一切，似乎让人漫步于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细细品味，又不是山阴道，而是优游吴中，有山阴的秀色，又有丘壑的浑瀚，这正是钟天铎先生给人的感觉，也是他的艺术给人的感觉，而这份感觉，实在是让人享受与回味啊！(本文分别发表在中外文化交流杂志等多家刊物 作者：谢权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