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门艺术留给我们的家底已经很不丰厚

　　艺术是需要通过经典的传承不断提升其水准，唯有如此才能渐渐走向成熟。京剧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其不断发展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而它之所以能够渐渐走向成熟，就是由于徽班进京后的100多年里，几代京剧艺人成功地找到了将相当数量的剧目经千锤百炼转化为经典并且完好传承的方法。有了这些重要剧目与表演（尤其是唱腔）手段的积累，京剧才成其为具有独特审美品格的剧种。从程长庚、谭鑫培到余叔岩，从王瑶卿到“四大名旦”，无不如此。没有足够的积累，一门艺术的存续将成为难题，更遑论发展。而且，一门艺术的经典，往往自然地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传统艺人都很重视各剧种的“江湖十八本”的价值，就因为这些剧目往往较完备地包含了这个剧种最重要的技术元素与艺术精华。然而，由于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戏改”，京剧经典剧目传承的自然过程中断了，不仅相当多的传统剧目因各种原因被中止或限制上演（备受争议的《四郎探母》的“坐宫”一场侥幸地存留了下来，实属意外），而且，仅存的那些传统剧目，其价值与演出的意义也一直受到质疑。一方面是被允许公演的剧目少得不能再少，另一方面，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传统剧目不能适应“新的变化了的时代”，因此创作新剧目成为一时热潮。20世纪50年代以来，整个京剧的剧目系统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相当多蕴含了京剧最具特色的表演手段与技法的剧目不复存在了；诸多仓促新创作的剧目未能将京剧传统的表演手段有机地化入其中，因此，新的创作并不能完整地体现京剧丰富而独特的表演体系。现有的剧目从整体上看，已经不能系统地包含和代表京剧表演艺术的水平。因此，当我们谈论京剧的振兴之难，感慨于现在的演员们功底不厚，会戏不多，用功不勤时，还应该看到，这门艺术留给他们的家底已经很不丰厚。在这样单薄的剧目基础上，京剧要想继续维持原有的水平都是一种奢望，至于“振兴”云云，更是只能停留于口号。

　　没有京剧演出市场的复苏，“振兴”无从谈起

　　分析京剧今天存在的问题，总是需要不断地回到历史。京剧发展的历史，走的是在竞争高度激烈的演出市场中崛起的道路，严酷的市场竞争固然给京剧从业人员很大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同时却也迫使京剧以及演员们不得不面对挑剔的观众，经受考验，从而形成对市场很强的适应能力。在那样一个充分开放的市场环境里，无论是演员、戏班还是剧目，都只有在它们能够适应演出市场需求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得以存续。京剧的班社构成，无论是名家挑班制与搭班制，剧场内“七行七科”的设置，还是从茶园时代以来形成的以折子戏为主的演出方式以及在上海形成的“连台本戏”式等等，都是京剧在当时的演出市场中立足且成为市场赢家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基于艺术的立场讨论“京派”与“海派”的差异及其得失，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们都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成功地找到了应对不同文化挑战的模式，从而在多种多样的娱乐方式共存的语境里脱颖而出。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予京剧界的前辈们很大的压力，同时也给他们以巨大的动力。没有这样的市场，就没有京剧及其艺术成就。同样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里，无论是经典剧目的传承还是新剧目的创作，都是与观众的自然需求有机地融为一体的，它不会完全按政府主管部门几位官员的想当然行事，也并不因少数戏剧理论家的高谈阔论而变化。它是政府、专家以及从资深戏迷到偶一为之的普通欣赏者这样一个庞大的观众群的自然需求这三方博弈与妥协的结果，无论它会如何变易，和观赏者之间的联系始终存在。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不仅改变了表演团体的体制，同时也改变了表演场所的管理与经营模式。在京剧赖以生存的市场空间被完全按照非市场化的方式彻底改造后，普通观众通过市场反应他们的审美选择以影响剧团、演员的途径，几乎完全中断。客观地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京剧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很高的社会地位，然而，政府的努力与社会的重视，对京剧并非全是福音。当政府的支持与专家的褒扬以不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对剧团、演员的诱惑力远远大于市场回报时，它就会对京剧界的从业人员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让它在脱离市场、脱离观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市场不是万能的，然而，没有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市场不能成为左右京剧发展方向的重要的第三种力量，或者说，没有京剧演出市场的复苏，“振兴”将无从谈起。
　　“京剧屡振不兴”，其原因并不难找到，而落实解决之道却殊为不易。近年来，以“音配像”为代表的经典剧目传承方式，在努力修复京剧传统剧目系统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它受到的关注，仍然远远比不上新剧目创作。而媒体焦点所指，尤其是政府以及社会的资金投向，不仅没有形成一个有利于经典剧目传承的良好氛围，反而经常有意无意地挫伤那些执著于继承传统的艺术家们的积极性。而市场的修复也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试图通过院团体制改革推动京剧重回市场的努力，至今收效甚微。传统与市场是京剧发展的两翼，是京剧重新获得生命力的两个重要前提。解决这两大问题，固然非一日之功，然而，认识不到这两个关键问题所在，甚至把努力用于相反的方向，那么，各种出于良好愿望的“振兴”措施，就有可能不是在“促进”而是在“促退”。
　　作者简介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主任、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戏剧理论与批评现当代戏剧与美学研究，有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与本土化》、《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导论》、《新中国戏剧史》、《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中国戏剧艺术论》等及200多篇论文。曾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文艺评论奖一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中国图书奖等多项学术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