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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碧薇为爱与徐悲鸿私奔 世事难料情断天涯
2013-06-11 17:51:32 来源: 作者: 【 】 浏览:250次 评论:0

初识

 

    我和徐悲鸿先生,都是江苏宜兴人。蒋家是宜兴大族,光绪十六年,父亲和出身名门的戴清波女士结婚,两人心志相投,经常一起唱和诗词、吹箫弄笛,恩爱逾恒。我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二十九日,正巧我家东书房一棵海棠盛放,祖父为我取名棠珍,字书楣。

 

    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宜兴家里。那时徐先生在初级师范教授图画,和我的伯父姐夫都是同事,只听到大家都在说他的名字取得怪,以及许多有关他的轶闻轶事。如他服父丧,白布鞋里却穿双红袜;又说他兼授始齐女学的课程,天一亮由城里步行三十里赶去上课,中途过家门而不入……总之,他被看做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

 

    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访我的伯父,在大厅上坐着谈话。我听说这位闻名已久的大人物来了,借故走过大厅去看了他一眼,但是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当时有一位同乡朱了洲先生,和我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在上海务本女校教体育,常来我家向我父亲请教学问。徐先生到上海以后,第一次来我家拜访父亲,便是朱先生引见的。我父亲念徐先生独身在外,难免多加照顾。没有多久,他简直变成我们家里的一分子,只要学校没有课,他总是待在我们家里。

 

    徐悲鸿先生原名寿康,是离宜兴城十八里的屺亭桥人。他的父亲徐达章公能诗、工书画,一共生了三子三女,一家八口就靠他父亲卖画鬻字为生。徐先生是长子,九岁从父学画,十七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被父亲抓回去完婚。十八岁那年生一子,他为儿子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后家里人将其改为吉生。

 

    徐先生不愿住在家中,跑到上海念书。十九岁那年,父亲过世,他身为长子,当然要负担家庭生活,迫于无奈,只好回到宜兴,一口气接了三家学校的聘约。教了整整两年的书,他不愿被家累拖住,又悄悄跑到上海,由于生活费一无着落,往往一天仅吃两个粢饭团充饥。

 

    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忽然看见哈同花园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征求画仓颉像,徐先生画了一张去应征,获得录取。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对徐先生深为赏识,请他担任园中美术指导一类的工作。后来,姬觉弥又提供费用,让徐先生进了震旦大学法文专修科,生活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徐先生的故事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但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底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只有家人邻居,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些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

 

    后来徐先生的太太在家乡因病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由祖母带,七岁时因为出天花而夭折。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谈他,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其实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父亲夸奖徐先生,认为他的人品才貌都难得,断定他是一个可造的人才。母亲默默地听着,不时颔首。最后,父亲慨叹地说:“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父亲的话意说得太明显了:虽然徐先生少年丧妻,但他总要再婚的。为什么要“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呢?因为当时我姐姐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订了亲。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很显然,父亲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

 

  牵手

 

    有一天,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他突如其来地问我:“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到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他这么一问,脑子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构成强烈的吸引,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喊叫声:“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

 

    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当时我只有一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也许是朱先生猜中了我的心意,他低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到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起去。

 

    我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由于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想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使我禁不住朱先生一再地催促,竟脱口而出:“我去!”

 

    朱先生很满意,但他一再叮嘱我,这件事千万不可泄漏,否则会有很大的祸事,关于出国的一切准备和手续,徐先生自会替我办理。我的神志逐渐清醒,想起自己是一个已经订婚的人,在当时是绝对不能解除婚约的,所以只好秘密出走。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徐先生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扬言某月某日将启程去法国,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置必需的日用品。那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从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定于514清晨乘日本船博爱丸驶往长崎。

 

    13日我接到徐先生的秘密通知,要我在当晚天黑以后,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到了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针账的抽屉里。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就这样,我离别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远赴日本、法国

 

    博爱丸徐徐地驶出了黄浦江口,才出海,便碰上了恶劣的天气,由于晕船,我身体很虚弱,脑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每每望着这个极其熟悉却又像是非常陌生的男人,内心既有喜悦,也有如梦似幻的感觉。我经常问自己,这一切,是真实的吗?

 

    日本的印刷术优美精良,出版的艺术书籍相当丰富,还有许多仿印的原画,都是徐先生视为至宝的,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地买下来。在东京住了半年,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就要用完了,再拖下去就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11月间,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徐先生再去拜见康有为,康先生建议,现在我们既不能启程赴法,最好先去一趟北平,看看能否弄到一个官费出国名额,两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宽裕些。于是,12月间我们又踏上了北行的航程。到北平后,徐先生拿了康有为先生的介绍信,辗转找到了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傅先生看了信,立刻答允,只要停战开航,他马上派遣徐先生以官费生的资格去法国留学。

 

    1918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傅增湘先生的帮助下,徐先生以官费生资格到巴黎,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

 

    徐先生刻苦好学,努力奋斗向上的精神,是我一直都很佩服的。徐先生在赴法国以前,绘画艺术已有相当造诣,入学后更废寝忘食地潜心攻习。每天上午他在学校素描班画石膏,下午学校没有课,他便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儿。除了勤学不辍,他一有空就到各大博物馆流连徘徊,欣赏古今画苑的珍品。他最喜欢在回家途中绕道塞纳河边,那里是旧书、古版、印画的集散地,他经常浏览搜求,一耽搁便是好几个钟头。

 

    那时法国艺术学校聘请的教授都是当代大师和著名画家,徐先生对名师佛拉孟极为崇拜,便选择到他的画室学习。外国的高级学校,大都是进去容易,而毕业很难。艺校的正式学生,一定要经过理论科目,如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考试及格才算结业,而徐先生是中国学生中唯一通过理论考试的人。

 

    当时有一位大画家达昂先生,徐先生对他极为崇敬,很想拜在他的门下,只是苦无机缘。最后他不顾一切地登门拜访,拿出自己的画作请他指教,果然获得达昂先生的青睐,收他为入门弟子。以后每星期天便到他的画室去面聆教益,渐渐地我也成了达昂先生的座上客。

 

    由于达昂先生的关系,我们又结识了法国当代最伟大的雕塑家邓甫脱(Dampt)先生,邓甫脱夫妇都很慈蔼好客,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一位曾做过国家艺术学校校长的贝奈尔先生,也是徐先生所崇拜的。我们第二次到巴黎时,他已八十四岁高龄,我们去拜访他,他还在我的纪念册上为我画了一幅素描像。

 

    有“家”

 

    靠徐先生的留学官费,我们在欧洲撑过了六年光阴。1925年,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留学生官费停发,我们在巴黎进退维谷,一筹莫展。徐先生和我商量,由他返国一趟,设法筹措款项,如果成功,再回法国继续学业,我只好暂时留在巴黎等他的消息。直到192710月,我才终于回到了一别八年半的祖国。

 

    19271226,我们的长子伯阳出生。徐先生对伯阳钟爱万分,我更是自己喂奶自己带,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回想过去十年的坎坷艰辛,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结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世间恐怕不多,此后,上天总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快乐剥夺了吧?——如今徐先生是一位声名鹊起的画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正站在他未来康庄大道的起点,用他这支如椽画笔,辟出他的远大前程,我将为他而骄傲。

 

    回国以后,我们的经济一直很拮据,不但没有收入,回国的旅费还是借来的。这时吴稚晖先生和李石曾先生都在上海,徐先生拜见二位长者,李先生就以世界社的名义,聘请徐先生为几位元老绘像。前后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徐先生为吴老先生、张溥泉先生和张静江先生夫妇画了四幅画像,每幅得到两百元的报酬,其中以吴老先生的像画得最好,他非常满意,自己花钱五彩制版,复印了许多张,分赠友好留念。

 

    19262月,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邀聘徐先生担任艺术系教授,徐先生表示愿予考虑,不过因为我们家居上海,他说每月只能余出一半时间在南京任教,中央大学也答应了。从此徐先生才有固定收入,中大的薪金是每月法币三百元。

 

    我们在上海定居后,田汉便常来找徐先生商谈筹组南国社的事。徐先生在中大任教,半个月在南京,半个月住上海。自从他被田汉拉到了南国社,徐先生把他的画具全部搬过去,从此徐先生就变成了半个月在中大,半个月在南国社。除了回家睡觉,我整天看不见他的影子。

 

    19287月,老朋友黄孟圭先生任职福建省教育厅长,来信邀我们到福州小游,顺便请徐先生画几张大幅的油画。徐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带着我和伯阳,以及一个女佣乘船南下。到了福州,孟圭先生就在教育厅里为我们准备了两间卧室,还指定了照应侍候的人。于是徐先生开始安心作画,其中最重要的是《蔡公时济南被难图》。1928年北伐,日本军阀在济南横生阻挠,蔡公时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办理交涉,竟被日军惨杀,酿成历史上有名的“五三惨案”。蔡公时是福州人,因此孟圭先生请徐先生将那壮烈的一幕绘成油画。

 

    徐先生在福州作画两月,教育厅送了三千元的润资,我们这才把积欠的债务偿清。9月间回上海,徐先生接到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聘书,请他担任院长,于是一个人又匆匆地赶去北平。才做了三个月,学校发生风潮,他便辞职南回。

 

 

 

    变故

 

    对我个人来说,1930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变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4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咳血不止,三个多月后终告不治。到了11月初,姑母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亲人的离去使我伤心万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时候,接到徐先生的来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爱上别人了。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今年十八岁,安徽人,她曾在这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徐先生对她的画作特别青睐,赞赏有加。

 

    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植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

 

    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我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时,妻子都会有敏锐的感觉。但为了徐先生的名誉和前程,我不敢将徐先生师生相恋的事告诉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对妻子儿女的责任,迷途知返。

 

    赴欧洲举办巡展

 

    1932年底,李石曾先生发起,将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送到欧洲各国巡回展出。

 

    这一次欧洲之旅,我本不想同去,因为孩子太小,留在家里实在不放心,但转念一想,假如我不去,万一徐先生带着爱人同行,又怎么办呢?还有,我也想趁此机会,看看我们有否重归于好的可能。

 

    1933122,我们一行四人在上海乘法国轮船博多士号启程。船行三十五天,2月底方才到达巴黎。刘大悲和张凤举两位先生听说我们到了,便来旅馆访晤,商议举行画展的事。我们当天就去拜访李石曾先生,报告有关画展的筹备情形。

 

    不料第二天忽然接到李先生一封信,说他即日回国,展览会的事以后请与顾维钧公使接洽。经费预备两万元,由他负担一半,其余所需的款项,叫我们去请顾公使设法。

 

    一看这信,我们惊骇慌乱,手足无措,四个人商谈的结果,只好一同去拜访我国驻法公使顾维钧先生。顾先生看了李先生的信,也很讶异,因为李先生对他并未交代,他当然无法做任何的承诺。

 

    当时钱昌照先生担任教育部次长,我们写信请他设法接济。钱先生很帮忙,由教育部拨寄了一笔钱来,使展览会得以顺利进行。后来法国政府买了我们十二张画,成立一个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室,拿到这一笔售画的款子,经费问题方始解决。

 

    5月间,展览会在巴黎举行。因为这是第一次将中国现代美术介绍给法国人,因此非常轰动。报章杂志均以巨大的篇幅加以报道,推崇备至,评论极佳。

 

    开完展览会,我们又匆匆动身到伦敦。徐先生这一趟到伦敦,是为了临摹一张西班牙名画家佛拉斯盖司所画的《维纳斯与镜》,这幅画很有名,徐先生临了十天左右便告完成。熊式一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英国最著名的水彩画家戈纳先生,这位大画家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仍精神矍铄。他邀我们到他画室参观,我们见到了他的模特儿,非常漂亮。后来有一天,戈纳先生突然打电话来,说他结婚了,新婚的夫人便是那位绮年玉貌的模特儿。

 

    我们的意大利之行,是因为意大利国立米兰博物馆馆长,听说我们在巴黎举行画展获得极高的评价,便写信邀我们到米兰举行展览。这次邀请,对国家、对徐先生本人都是很光荣的事情。

 

    好友孙佩昌先生,在国内时便请托徐先生,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一张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参孙与大莉拉》的名画。这幅名画所画的是《圣经》故事之一。伦勃朗画中的大莉拉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提着头发,参孙愤恨交集,忍受痛苦,一把利剑正插在他的眼中,鲜血淋漓四溅。包围他的敌军,脸上有骄矜、狂暴、惊惧、狰狞,种种复杂的表情,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令人疑为鬼斧神工。

 

    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那一段时间,天气一直不好,博物馆里光线不足,所以徐先生临这幅画足足花费了十多天。完成了临画的工作,我们从柏林启程再回意大利,因为苏联对外文化局已与我国驻苏使馆商洽好,邀请我们到苏联去举办画展。

 

    于是我们再坐火车,穿过瑞士抵达意大利的热那亚,由热那亚乘船,经地中海、爱琴海、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再从奥德萨换乘火车,北上莫斯科。

 

    展览会在莫斯科博物馆正式揭幕,颇有一番盛况,接连一个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收到了比预期更为理想的效果。

 

    徐先生第一次在欧洲的时候,就知道苏联有一位人像画得极好的画家,仰慕已久,很想借此机会拜见他一次。但是官方的招待人员推说这位老先生早就退休,不愿接见任何人士。徐先生一再坚持要见。终于有一天,我们在对外文化局人员的陪伴下,到了这位大画家的家里,夫妇俩殷勤地出来招待,请我们参观他的画室和作品,看起来他的晚景相当凄凉寂寞。

 

    我们还认识了当时苏联的画家葛拉巴先生,他已六十多岁。见我以后他要求为我画一张像,我答应了。一共画了四天,完成了一帧半身的油画像,我穿着黄格子的洋装,戴宽边帽,围黄狐皮。据说这幅画后来陈列在莫斯科博物馆。画像完成,葛拉巴先生特地在我的纪念册上画了一幅素描,他在画上写道:“为纪念我们从1934636日的合作。”

 

    6月底,我们又应邀到列宁格勒举行展览。19348月,我们结束了二十个月的第二次欧洲之旅,返抵南京。

 

  分手

 

    回国以后,各方好友为我们这一次巡展获得相当大的成功欢宴洗尘,竟无虚夕。有一天戴季陶先生请我们吃饭,他在席上忽然问起徐先生:“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徐先生听了略微一怔,回答说:“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以前。”

 

    后来我请戴先生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字,不料他竟工笔为我绘了一幅《松柏长青图》,大家都诧异地赞羡不已。只是我捧着这幅画,想起我和徐先生的种种切切,在感激这位蔼然长者的诚挚祝福之余,不禁深心怅惘,慨叹不已。

 

    我和徐先生在经历了20多年的痛苦煎熬之后,终于1945121,在重庆沙坪坝重大教授宿舍签字离婚。

 

    徐先生于1946年春买棹东下,回到上海,然后乘津浦路车到北平,就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于19539月逝世,得年五十九岁。

 

    在徐先生画室里挂着一副对联,那是他集前人句亲笔写的八个大字: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额是他的斋名:应毋庸议。

Tags:蒋碧薇 徐悲鸿 私奔 世事 天涯 责任编辑: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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