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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老顽童黄永玉与“猫头鹰事件”始末
2013-06-11 17:51:14 来源: 作者: 【 】 浏览:328次 评论:0

  自开始走上艺术之路那天起,黄永玉就注定与猫头鹰有着不解之缘。目前所见黄永玉最早发表的木刻作品,是1942年他为儿童文学作家贺宜的作品《野旋童话》所作的插图,巧的是,其中第一幅就是《猫头鹰》。

 

    黄永玉看百科全书,知道一只猫头鹰一年大概可食一千只老鼠,为人类节约一吨粮食,故喜欢根据所画猫头鹰数量,题上“一吨”、“五吨”的字样。不过,他没有想到,喜爱画猫头鹰却两度引火烧身。

 

    第一次发生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时。在此之前,黄永玉赴河北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空闲时他突发奇想,采取画配文形式集中创作一组“动物短句”(因当时他家住北京罐儿胡同,故后来出版时书名为《罐儿斋杂记》)。所画动物中,包括猫头鹰,其短句为:“白天,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我,夜晚我为他们工作。”这些闲情逸致之作,显露出黄永玉的机智和幽默才能。“文革”爆发后,这些作品却被知情者揭发检举,指责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甚至还把黄永玉押至中央美术学院开会批斗。

 

    然而,黄永玉怎么也没有想到,八年后,又一次的随意之作《猫头鹰》,再度引火烧身,且比第一次来势更为凶猛,处境更为险恶,前途也更加渺茫。

 

    1973年,结束在河北“五七干校”的数年劳动生活,黄永玉回到了北京。此时,北京饭店在靠王府井大街位置修建了新楼,据各方回忆,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安排一批画家为北京饭店新楼进行美术装饰。对于被打入“另册”并息笔多年的这些画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转机。黄永玉应邀前来,具体负责整座新楼的美术布展设计。同时,中央大厅将有一幅围绕四周的《新长江万里图》大画,由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和黄永玉四人负责。于是在197310月,黄永玉有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苏州周游,然后再溯江而上直至三峡写生的旅行。

 

    启程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黄永玉在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应邀随手在一个册页上画了一幅猫头鹰,风波由此埋下了伏笔:

 

    老许拿出一本册页说是一位名叫宋文治的南京画家放在这里的,请他顺便约请朋友为他画点画。我那天因为在准备旅行的杂事,心情不安定,怕画不好。许说,你就随便来两笔猫头鹰吧!于是我就真的“随便地”来了这么一张以后要了我老命的、邵宇一个多月后拿来“进贡”的这幅东西……

 

 

 

 

 

    临返北京的前两天,听到一点风声:北京正在开展一个“批黑画”的运动,且扩大到全国追查“黑画”,“由江青同志亲自挂帅”,其中主要的“黑画”是一张猫头鹰……

 

    我听了之后居然一点都不在乎,还懒洋洋地说:“唉!画一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是也常常画猫头鹰的嘛!

 

    没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正是我!(《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黑画事件”按说主要是针对为北京饭店新楼创作的一些作品,黄永玉似乎不应被牵连其中,因为他的工作是负责整体布置设计,并不提供作品。个中缘由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有机会看到了一批相关档案才了解到。19731123晚上,一个会议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召开:

 

    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江青一伙豺狼对他的迫害却决不手软。9月起搞起所谓“儒法斗争”影射文章,把原来的“批林整风”扭转成“批林批孔”,对周恩来作残酷的“病床围剿”。但是还嫌不够生动,不够普及,不够响亮。如何不只在“理论”上,而且在最引人注意的文化艺术上作一些突破,成为他们迫切的心情。

 

    在这个重要的小会上,邵宇提出了“黑画”问题。发表了相当长的一席“揭发”。首当其冲地被具体提出来的罪证,就是我在画家宋文治册页上作的一幅《猫头鹰》(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为他画的那张)。

 

    邵宇的这一下无疑启发和扩大了“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想象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19731123晚在友谊宾馆的小会提出猫头鹰的“黑画”之后,即积极进行全国性的“黑画”追查活动。(《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由此,“黑画事件”大幕拉开了。

 

    197412,姚文元在上海严厉批判《中国画》画册,这被认为是“黑画事件”的正式开始:

 

    《中国画》这本画册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了出口宣传的需要,由当时的外贸部门印制的一本出口画样本,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

 

    197412,姚文元首先在上海发起了对《中国画》的批判。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拿着这本画册,蛮横地指责是“黑山黑水”、“复辟逆流”,说它是什么“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画册”。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画面充满盎然生机。对此,姚文元居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

 

    一场风暴很快吹到了北京。黄永玉回忆说,他的《猫头鹰》开始挂在“黑画”的第七位,但很快又挂在了第一位。一幅从非正式作品中搜集来的作品,竟成了100多幅“黑画”中首当其冲的讨伐对象,实出乎人们意料。

 

    相关文化部门理所当然成了“黑画事件”的“推动中心”,这就是国务院的“文化组”。需要说明的是,“文革”爆发后,文化部被“砸烂”而不复存在,此时国务院负责文化的部门名叫“文化组”。重新组建并恢复“文化部”名称,要到19751月四届人大召开之后。“文化组”期间,担任组长的是政治局委员吴德,但他同时也是北京市委负责人,因此,主持“文化组”日常工作的是副组长于会泳。1975年新的文化部成立时,于会泳出任部长。“黑画事件”正是发生在由“文化组”向“文化部”过渡的时期。

 

    在卫胜的讨伐檄文中,创作《猫头鹰》的黄永玉被冠以“炮制者”,对他的批判极为猛烈和严厉,甚至他在“文革”前创作的“动物短句”,也被捆绑在一起予以批判。黄永玉回忆说,他在宋文治册页上所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根据猫头鹰的习性而画。猫头鹰晚间捕食、活动,白天休息,但为了保持警惕,就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就成了他“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明而惹火烧身。作者:李辉

 

 (摘自《追寻“黑画事件”始末》,《书城》20088月号,有删节。)

Tags:艺术 顽童 黄永玉 猫头鹰 事件 始末 责任编辑: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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