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先生拉得一手好二胡。不是小好，是大好。
　　高兴的时候，他会痛痛快快地拉上几段。苦禅、常浚和可染夫人邹佩珠乘兴配上几段清唱。常浚的《碰碑》，苦禅的《夜奔》，邹佩珠的《搜孤救孤》，大家唱完了，要我来一段;一段之后又一段，头一段《独木关》，第二段《打棍出箱》。可染拉完之后满脸惊讶，用一种恐怖的口气问我:“你，你这是哪年的腔?高庆奎?刘鸿声?那么古?我琴都跟不上!”
　　我不知如何是好!小时候是跟着“高亭”和“百代”公司学唱的京戏，二十年代的事，怎清楚是谁?有好些年我不敢对可染再提起京戏的事。
　　可染先生做学生的时候，杨宝森曾劝他别念“杭州艺专”，和他拉琴去，他不干。看起来他做对了。可惜这一手琴只落得配我们院子里的几口破嗓子的下场，实在太过可惜和浪费了。
　　他有不少京剧界的老朋友，甚至是亲戚，如尚和玉、俞振飞、萧长华、盖叫天。齐白石老人也来过好多次。他的到来，从前院到后院都是孩子们的呼啸:“齐爷爷来了!齐爷爷来了!”孩子们呼啸着把老头子搀进院子，又呼啸着把老头子搀扶出去。
　　记得起的一次是他的一位女护士跑得不知所踪，令他十分伤心而焦急;一次是过春节的信步所至;一次是因湘潭故乡来了一位七十多岁、无理取闹、在地上大哭大叫要钱要东西的儿子，他来找学生李可染帮忙解决困难。这一次他在底衣里全身披挂着用布条缝着的小金块，托可染暂时帮他收存，以免那个“调皮的儿子”拿走。
　　可染先生夫妇总是细心料理齐老人这些乌七八糟的琐碎事，并以此为乐。
　　我喜欢干通宵的工作。我的画室和可染先生的画室恰好在一个九十度的东北角尖上。一出门抬头右看，即能看到他的活动。半夜里，工作告一段落时，准备回到卧室。走出门外，见他仍然在伏案练字，是真的照着碑帖一字一字地练;往往使我十分感动。星空之下的这间小屋啊!
　　他所谓的那个“案”，其实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陈旧之极的写字台，上面铺着一张那个时代中年人都熟悉的灰色国民党军棉毛毯。说起这张毯子，很少人会知道，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笔和墨汁颜料“力透纸背”磨穿的洞。
　　白石先生逝世时，他和关良先生正在德国开画展。没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令他十分伤心，每次提起都叹息不止。
　　可染先生的妈妈是位非常好的老太太。八十多岁的人，满院和人聊天。要说些秘密的私房话时全院子都听得见。魁梧，满面红光，大声“哈哈”地笑，她和我们是知己，喜欢梅溪和孩子，喜欢喝我们家的茶。她身体是这么好。因为满院乱走，一次面朝地狠狠地摔在黑过道里，引起了全院的大震动。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这还得了?尤其她是那么让人衷心喜欢的老太太。急忙地送进医院。当我们从街上回来之后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都哭了，以为再不会见到她。一个多星期，门外李奶奶大叫:“黄先生!黄先生!黑蛮的爹!”我们真不能相信，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李老奶奶又哈哈大笑地进了门:“黄先生!哈哈哈!没事。就是脸摔得难看，真不好意思见人，等好了才能上街，你看!”
　　可染先生的生活在那些年是很清苦的。一家许多人口，母亲、孩子们和妹妹，以及一些必须照顾的亲戚。没有特别的嗜好，不喝酒，不吸烟，茶要求不高，唯一享受是朋友的来访。饭食也很将就，全由自己的亲妹妹想做什么就吃什么。他不想惹事。谨慎、小心，大胆子全用在画画上。
　　他讲笑话的本领恐怕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讲的笑话简练、隽永、含蓄。说的时候自己不笑，别人反应出大笑来时，他才跟着一起大笑。我在别的文章曾经引用的一则笑话，就是他说的:“一个胆小鬼遇见蛇，大吃一惊;另一个朋友说:‘有什么好怕?它又不是青蛙!’”在拳头上画一个脸，包上小手绢当头巾，然后一动一动，像煞活生生一个可怕的小老太婆，也是他教我的。
　　我们一起在首都体育馆看日本大相扑，周恩来总理也在场，仪式十分隆重。只是我个人不太习惯彼此回合太短，匆忙而就，倒是准备动作太多。回家后谈到这种感想时，可染先生也非常同意，于是他离开椅子表演出来:“你看，这么对面来个骑马式，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忽然松下劲来，各人在竹箩里抓一把盐，那么撒，这么撒，东撒，西撒，撒过了，拿花扇子的人又唱起来，又是对面来个骑马式，又是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拿花扇子的人高举起扇子，发出几次怪声，以为要扑上去了，哈!又松下劲来，又去抓盐……好不容易等到真扭在一起的时候，‘哗’的一声，出线就完，不到三秒钟!”他是一边笑得满脸通红，一边做出像极了的动作，比观看真相扑有意思万倍。
　　我有时给他来一段麒麟童、程砚秋、言菊朋的模拟表演，他也笑得喘不过气。
　　他是一个细腻的幽默家，可惜他很少有时间快乐。他真像他所崇拜的“牛”，像一头只吃青草出产精美牛奶的母牛。